From Dictatorship To Democracy [2]
有时有这样的主张：真理不都是在某一方这一边。也许民主派误解了独裁者，后者可能是在困难的条件下出于善良的动机而采取的行动？也许有人会想，只要给予一些鼓励和诱因，独裁者会很高兴从国家所面临的困境退出来。可能有主张说：可以向独裁者提出一个「双赢」的解决办法，让每一方都得到一点。也可能有主张说：只要民主反对派肯通过谈判(可以在某些老练的个人甚至另一个政府的帮助下进行)，和平地解决冲突，就有可能避免继续斗争所带来的风险和痛苦。这不比艰苦斗争，即使是非暴力斗争而不是战争，来得好吗？
谈判的优点和局限
谈判是解决冲突中某些特定争议的一个很有用的工具，恰当的谈判不应忽视或拒绝。在某些场合，当没有根本性的争议，因而可以接受妥协时，谈判可以是解决冲突的重要手段。为争取更高工资而进行的罢工，是谈判在解决冲突中扮演恰当角色的一个很好的例子：谈判取得的和解可能提供介于争议双方原来提议的数字之间的某个工资增加额。合法工会进行的劳资冲突是一回事，关系到一个残暴的独裁统治继续存在还是确立政治自由的冲突则是另一回事。
当涉及的问题带有根本性，影响到宗教原则、人的自由或整个社会未来的发展问题，谈判不能提供达到一个互相满意的答案的途径。对于某些基本问题，不应当有妥协。只有权力关系的改变有利于民主派，才能充分捍卫那些带根本性的争议问题。这种改变只有通过斗争，而不是谈判，才能达到。这并不是说绝对不应当用谈判。而是要指出，没有强大的民主反对派，靠谈判的办法来除掉一个强力的独裁政权是不现实的。
当然，谈判有可能根本行不通。根深蒂固的独裁者，感到自己地位牢固，可能拒绝同他们的民主反对派谈判。也有可能，谈判开始以后，民主方的谈判者会失踪，从此下落不明。
通过谈判的投降？
反对独裁者而赞成谈判的个人和团体往往有良好的动机。尤其是经年累月同残暴的独裁者进行了军事斗争而不能取得最后胜利，全体人民，不论政治见解如何，都会要和平，这是可以理解的。当独裁者具有明显的军事优势，民主派这方遭到的破坏和伤亡又达到无法忍受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民主派内部特别有可能提出谈判的问题。这时候就会有很强的诱惑，去探寻任何其它途径来挽回民主派的某些目标，同时又结束暴力和反暴力的循环。
独裁政权提出通过同民主反对派进行谈判而给予「和平」的提议，当然是相当狡猾的。只要停止对自己的老百姓发动战争，独裁者自己就能立即结束暴力。他们不需要任何讨价还价，可以主动恢复人的尊严和权利，释放政治犯，停止刑求，终止军事行动，退出政府并向人民道歉。
当独裁政权强大但有恼人的抵抗力量存在的时候，独裁者有可能希望在「和平」的幌子底下通过谈判让反对派投降。谈判的呼吁听起来动人，但谈判室里可能暗藏着严重的玄机。
另一方面，当反对派特别强大，而独裁政权真正感到受威胁的时候，独裁者可能寻求谈判来挽救他们尽可能多的控制和财富。不论是哪一种情况，民主派都不应当帮助独裁者达到他们的目的。
民主派要注意独裁者在谈判过程中故意设置的圈套。当涉及政治自由的基本问题的时候，独裁者呼吁谈判可能是企图诱使民主派和平地投降，而独裁政权的暴力却在继续。在这类冲突里，只有在决定性的斗争的末尾，独裁者的力量已实质上被消灭，他们想拿到通往国际机场的安全通行证的时候，谈判才是恰当的。
谈判里的力量和正义
如果说上述判断听起来是对谈判过于严酷的评语，那么也许需要对伴随谈判的某些浪漫主义泼一点冷水。需要清楚地想想谈判是怎么回事。
「谈判」并不意味双方在平等的基础上坐在一起，交谈和解决造成他们之间冲突的那些矛盾。必须记住两点事实。第一，在谈判里，决定谈判所达成的协议内容的，不是互相冲突的各种观点和目标的相对正义性。第二，谈判所达成的协议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方的能量。
必须考虑以下一些难题。如果一方不能在谈判桌上达成协议，另一方今后为达到其目的能做些什么？达成协议以后，如果一方不守信用，不顾协议而利用它所拥有的力量夺取它的目标，另一方能做些什么？
在谈判中达成和解不是通过对所涉及问题的是非进行评价。尽管对问题的是非可能讨论得很多，谈判的真正结果来自各个对立集团的绝对和相对力量地位。民主派为了保证自己的最低要求不能被拒绝，能做些什么？独裁者为了保持控制，抵消民主派，能做些什么？换句话说，如果有协议，比较可能的是各方估计双方的能量对比，然后计算正在进行的斗争会如何结束，而得出的结果。
还必须注意各方为了达成协议愿意放弃些什么。成功的谈判里包含妥协，分摊分歧。每一方得到它所要的一部分，而放弃一部分目标。
对于极端独裁者来说，支持民主的力量应当向独裁者放弃什么呢？民主力量应当接受独裁者的哪些目标呢？民主派是否应当在未来的政府里给独裁者 (不论是一个政党还是军事小集团)一个由宪法确定的永久角色呢？那还叫民主吗？
即使假设在谈判里一切都顺利，仍需要问：结果的和平是个什么样的和平？日子会比民主派开始或继续斗争要好还是坏？
「能接受」的独裁者
独裁者之所以要统治，可能有各种动机和目标：权力、地位、财富、改造社会等等。要记住，如果他们放弃他们的统治地位，这些目标一个也实现不了。如果谈判的话，独裁者们会力图保存他们的目标。
无论独裁者在谈判达成的和解里提出什么保证，千万不能忘记独裁者为了得到他们的民主对手的屈服，可以做出任何承诺，然后毫无忌惮地违反这些协议。
如果民主派为了暂缓受到镇压而停止抵抗，他们可能会很失望。停止抵抗很少带来减少镇压。一旦国内和国际的遏制力量消除了，独裁者的暴力和镇压可能比以前更野蛮。群众抗争的瓦解，往往取消了原来限制独裁政权的控制和暴行的抗衡力量。暴君就能为所欲为，生死予夺。克里希纳拉尔·奚里哈兰尼（Krishnalal Shridharani）写道：
『因为暴君有能力施加于我们的，只是我们无力抵抗的。』
当冲突涉及根本性问题时，抵抗，而不是谈判，才是变革的必要条件。在几乎所有情况下，必须继续抗争，才能打倒独裁者。在大多数情况下，成功不是取决于谈判达成协议，而是通过明智地使用现有的最恰当和有力的抗争手段。我们的论点是，政治反抗，或称非暴力斗争，是为自由而斗争的人们所拥有的最强有力的手段，这一点下文将详细探讨。
什么样的和平？
如果独裁者和民主派非要讨论和平的话，必须要有极清醒的思维，因为这里有危险。不是每一个使用「和平」这个词的人要的是具有自由和正义的和平。屈服于残暴镇压和消极默认对千百万人民犯下暴行的无情独裁者，不是真正的和平。希特勒常常号召和平，他的意思是屈服于他的意志。独裁者的和平往往只是监狱或坟墓的和平。
还有其他的危险。有些善意的谈判者有时混淆了谈判的目的和谈判过程本身。
此外，民主派的谈判代表，或受命协助谈判的外国谈判专家，可能大笔一挥就给独裁者提供了由于他们夺取国家政权，侵犯人权和实施暴行而丧失的国内和国际正当性。没有了那个迫切需要的正当性，独裁者不能无限期统治下去。和平的鼓吹者不应该给他们提供正当性。
有希望的理由
如前所述，抵抗运动的领袖可能出于对民主斗争感到绝望而觉得不得不追求谈判。然而，那种无能为力的感觉是可以改变的。独裁政权不是永存的。生活在独裁政权底下的人们不必永远软弱，也不必让独裁者无限期保持强有力。亚里士多德很久以前就指出，「......一切政体中最短命的就数寡头政体和僭主制了。......一切地方的一切僭政大多数都是短命的。」
现代独裁政权也是脆弱的。它们的弱点是可以加重的，而独裁者的权力是可以瓦解的。(我们将在第四章里更详细探讨这些弱点)。
近代历史表明独裁政权的脆弱性，也揭示它们能在相对较短的时间里崩溃：在波兰，使共产党独裁政权倒台花了十年时间──1980-1990 年，而在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在 1989 年，几个星期里就发生了。1944 年在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反对牢固的残暴军事独裁者的斗争各花了大约两周。伊朗沙（Shah，国王）的军事上强大的政权在几个月里就被颠覆了。1986 年，菲律宾的马科斯（Marcos）独裁政权面对人民力量在几周内就垮了：当反对派的力量变得很明显时，美国政府很快就抛弃了马科斯总统。1991 年 8 月苏联强硬派企图发动政变，几天内就被政治反抗所阻。之后，长期受其支配的许多加盟国在几天、几周和几个月里纷纷获得独立。
认为暴力手段总是收效快而非暴力手段总是需要花很多时间的成见显然不成立。虽然根本的情况和社会发生变化可能需要长时间，以非暴力反对独裁政权的实际战斗有时发生得相当快。在持久的歼灭战和投降二者之间，谈判不是唯一的选择。
上面刚介绍的，以及第一章里列出的例子，说明对于既要和平又要自由的人们，存在着另一个选择：政治反抗。
第三章 力量从哪里来？
要实现一个既有自由又有和平的社会，当然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它需要巨大的策略技巧、组织和计划。首先，它需要力量。如果不能有效地使用自己的力量，就不能指望打倒独裁者，建立政治自由。
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民主反对派能够动员什么样的力量，足以摧毁独裁统治及其巨大的军事和警察网？答案在于对政治权力的理解（这种理解过去往往被忽视了）。掌握这种深刻见解实际上并不难。有些基本事实其实很简单。
「狙公」的寓言
例如，十四世纪的中国人刘基写的一篇寓言，生动地描述了被人忽视的对政治权力的理解。
在楚国，有一位老头以养猴（狙）为生。楚人称他为狙公（猴子的主人）。
每天早晨，老头把猴子集合在庭院里，让最年长的猴子带它们进山从灌木和树上采集果实。每个猴子必须以其所获的十分之一上交给老头。如不交纳，就要受槌打。
众猴子备受压迫，不敢抗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