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m Dictatorship To Democracy [9]
当大规模不合作和反抗的时机到来的时候，这些经验会有很大帮助。
正如第三章所讨论的，服从、合作和屈服是使独裁者们能够强大的必要条件。
独裁者们如果得不到政治权力的来源，他们的权力就会削弱，最后消失。因此，收回支持是瓦解一个独裁政权必须要有的主要行动。回顾一下政治反抗怎样能够影响权力来源是有好处的。
象征性的拒绝和反抗行为，是削弱政权的道义和政治权威──它的正当性──可供使用的手段。政权的权威越高，它所得到的服从和合作就会越多和越可靠。为了真正威胁独裁政权的生存，需要用行动来表达道义上的反对。为了切断政权的其他权力来源，需要收回合作和服从。
第二个重要的权力来源是人力资源，即服从、合作和支持统治者的人和团体的数量。如果群众的大部分实行不合作，政权就会遇到严重麻烦。例如，如果公务员不再以通常的效率工作或甚至呆在家里，行政机器就会受到严重影响。
同样，如果不合作的人和集体当中包含过去提供技能和知识的那些人和集体，独裁者们就会看到贯彻他们自己意愿的能力大大削弱了。甚至他们根据完整信息作出决定和制定有效政策的能力也会大大降低。
如果通常促使人们服从和帮助统治者的心理和意识形态影响──叫作无形因素──被削弱或倒转过来了，群众就会比较倾向于不服从和不合作。
独裁者们掌握的物质资源也直接影响他们的权力。如果财政金融资源、经济体系、财产、自然资源、运输和通讯手段控制在政权的实际或潜在的反对者手里，那么他们的又一个主要的权力来源就受到威胁或被去除了。罢工、抵制和在经济、通讯和运输领域里日益增加的自治会削弱政权。
如前所述，独裁者们威胁或实施制裁──对不受管束、不服从和不合作的那部分群众进行惩罚──的能力是独裁者权力来源的核心。有两种方法可以削弱这个权力来源。第一，如果群众准备（例如在战争中）冒严重后果的风险作为反抗的代价，那么制裁的效力就会大大降低（就是说，独裁者们的镇压就不能达到他们所希望的屈从）。第二，如果警察和军队本身开始不满，他们可能以个人或群体的方式回避甚至干脆违抗逮捕、毒打或枪杀抵抗者的命令。如果独裁者们不再能够依靠警察和军队执行镇压，独裁政权就会受到严重威胁。
总之，要想成功地反对地位牢固的独裁政权，不合作和反抗运动就必须要减少和去除政权的权力来源。没有所需权力来源的不断补充，独裁政权会变弱并最后瓦解。因此，一个反对独裁政权的、有效的政治反抗策略规划，需要针对独裁者们的最重要的权力来源。
使自由升级
自治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机构的成长，结合选择性抗争阶段的政治反抗，会逐步扩大社会的「民主空间」和缩小独裁政权的控制。随着社会的公民机构相对于独裁政权变得日益强大，那么，不论独裁者们想要怎样，群众却在一步接一步地建立一个不受他们控制的独立的社会。如果独裁政权为了终止这种「自由的升级」而进行干预，可以运用非暴力斗争来保卫这个新得到的空间，而独裁政权在斗争中就面临又一个「战线」。
假以时日，抗争和建立机构相结合能导致实际上的自由，使独裁政权的崩溃和民主制度的正式建立变得无法否认，因为社会内部的权力关系已经根本改变了。
波兰在 1970 和 1980 年代提供了抵抗运动收回社会功能和机构的一个明显的例子。天主教会曾经受迫害，但始终没有完全被共产党控制。在 1976 年，一些知识份子和工人组成了例如 K.O.R.（工人保卫委员会）的小型团体，来推进他们的政治主张。团结工会的组成，伴随着它组织有效罢工的能力，迫使当局在 1980 年承认它的合法化。农民、学生和许多其他团体也组成了他们各自的独立组织。当共产党发现这些团体已经改变了权力的现实状况时，又重新取缔了团结工会，并且诉诸军事统治。
即使在军法统治下经受了许多监禁和严酷迫害，这些新的、独立的社会机构继续发挥作用。例如，数以十计的非法报纸和杂志继续出版。非法出版社每年发行数以百计的书，而知名的作家抵制了共产党刊物和官方的出版社。类似的活动在社会的其他部分也继续进行。
在雅鲁泽尔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军事政权下，有一段时间军事─共产党政府被描述成在社会头上跳来跳去。官员们照样占据政府办公室和大楼。政权照样能够打进社会，实施惩罚、逮捕、监禁、没收印刷机等等。但是，独裁政权却无法控制社会。从那时开始，社会最终能够彻底打倒那个政权只是时间问题了。
即使在独裁政权占据政府位置的时候，有时也可能组织一个民主的「平行政府」。
它日益作为一个竞争的政府而运作，群众和社会上的机构则对这个政府给予效忠、遵从和合作。结果，独裁政权日益被剥夺了这些政府特征。最后，民主的平行政府可能完全取代独裁政权，作为向民主制度过渡的一部分。到适当时候，就会通过宪法、举行选举作为过渡的一部分。
瓦解独裁政权
当社会的机构性转变正在进行的时候，反抗和不合作运动可能升级。民主力量的策略家应当及早考虑这样的时刻会到来，即民主力量可以超越选择性抗争而发动大规模反抗。在大多数场合，创造、建立或扩大抗争能力需要时间，而只有经过几年时间，才能发起大规模反抗。在此期间，应当发动具有日益重要的政治目标的选择性抗争的战役。应当使社会各阶层的更多群众参与。在活动升级的这个过程中，只要有坚决的和有纪律的政治反抗，独裁政权的内部弱点很可能会越来越明显。
强大的政治反抗和独立机构的建立相结合，经过一段时间很可能会产生国际上支持民主力量的外交谴责、抵制和禁运（像在波兰那样）。
策略家应当注意在某些情况下独裁政权的倒塌可能发生得非常快，像 1989 年东德那样。当权力来源由于全体民众对独裁政权的厌恶而被大规模切断时，可能发生这种情况。但是，这种模式并不常见，最好还是计划长期斗争（但对为期短的斗争要有所准备）。
在解放斗争过程中，每一个胜利，即使是在有限问题上的胜利，也应当庆贺。
赢得胜利的人们应当受到表彰。庆贺的同时不忘警惕，还能有助于鼓舞今后各斗争阶段需要有的士气。
负责任地对待成功
总体策略的规划者应当事先考虑有哪些可能的和比较好的方法可以最妥善地结束一场成功的斗争，以防止出现新的独裁和保证逐步建立持久的民主制度。
民主派应当考虑在斗争结束时怎样处理从独裁到临时政府的过渡。在那个时候，最好迅速建立一个能够运作的新政府。但是，这个政府不能只是旧政府换上新人员。
需要考虑旧政权机构的哪些部门（例如政治警察）由于它们内在的反民主性质必须彻底废除，哪些部门应当保留，以待以后加以民主化。全面的政府真空可能给混乱或新的独裁开辟道路。
需要事先考虑确定独裁政权瓦解时对旧政权高级官员的政策。例如，独裁者是否付诸审判？是否准许他们永远离开这个国家？还有哪些可供选择的处理办法，符合政治反抗、重建国家和胜利后建设民主的需要？必须避免血洗，这会给未来能否建立民主国家带来严重后果。
向民主过渡的具体计划应当事先有所准备，当独裁政权正在变弱或瓦解时予以实施。这种计划有助于防止别的集团通过政变夺取国家权力。还需要有建立有充分政治和个人自由的民主宪政政府的计划。不应当因为缺乏计划而丧失掉以巨大代价赢得的变革。
面对日益拥有权力的民众和独立的民主集团和机构的增长──这些都是独裁政权所无法控制的──独裁者们会发现他们的整个赌注正在烟消云散。社会上的大规模停工、总罢工、大批的人呆在家里不上班、反抗性的游行或其它活动会日益破坏独裁者们自己的组织和相关的机构。这类反抗和不合作只要执行得周到，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大量群众参与，其结果将是独裁者们变得毫无权力，而民主的捍卫者将不需要诉诸暴力就能取得胜利。独裁政权在反抗的群众面前会土崩瓦解。
这种努力不是每一次都会成功，尤其不会轻易成功，也很少会迅速成功。应当记住，军事战争失败和胜利的次数是相等的。然而，政治反抗提供了获胜的真实可能性。如前所述，通过制定英明的总体策略、小心谨慎的策略规划、艰苦的工作和有纪律而勇敢的斗争，可以大大增加这种可能性。
第十章 为持久的民主打基础
独裁政权的瓦解当然值得庆贺。经受了这么长时间的苦难又以巨大的代价进行了斗争的人们有理由享受一段时间的欢乐、放松和赏识。他们应当为自己和所有同他们一起为赢得政治自由而斗争的人们感到骄傲。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活着看到这一天的到来。活着的和死去的人们会作为帮助在这个国家缔造自由的历史的英雄而受到人们的纪念。
可惜的是，这还不是放松警惕的时候。即使通过政治反抗成功地瓦解了独裁政权，仍必须注意采取措施防止在旧政权垮台后的混乱中出现新的暴政。民主力量的领导者们应当事先就为有秩序地向民主过渡作好准备。需要解散独裁的机构。需要建立一个持久的民主制度的宪政和法律基础和行为准则。
不要认为随着独裁政权的垮台，就会立即出现一个理想社会。独裁政权的瓦解只是在自由有所改善的条件下为今后的长期努力提供了一个起点，以便改善社会和更充分地满足人类的需要。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还会持续多年，需要许多人和群体的合作才能求得解决。新的政治体制应当提供机会，使怀有不同观点和主张采取不同措施的人们能够继续进行创造性的工作和制定政策，来处理未来的问题。
新独裁的威胁
很久以前，亚里士多德曾经警告过：「...僭主制还会转为另外形式的僭主制...。」【Aristotle, The Politics, Book V, Chapter 12, p.233.中译，亚里士多德著，颜一、秦典华译，《政治学》，第 5 卷 第 12 章，页 213。】
从法国（雅各宾党人和拿破仑）、俄国（布尔什维克）、伊朗（阿亚杜拉Ayatollah）、缅甸（国家法律与秩序重建委员会SLORC）以及其他地方，有足够的历史证据表明，一个压迫性的政权的倒塌会被某些人们和集团看作只是让他们插手充当新主人的机会。他们的动机可能各异，但结果却往往大致相同。新的独裁政权的控制甚至可能比旧政权更残暴和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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